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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越:我们有些体坛巨星现在越来越矫情

[摘要]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世界纪录,让我震惊的并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74岁的祖母级教练是来自南非自由州大学的田径总教练。

席越:我们有些体坛巨星现在越来越矫情

文/席越(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刚看到一则新闻,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打破了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原世界纪录是美国名将迈克尔·约翰逊创造的43秒18。但是,让我震惊的并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74岁的祖母级教练是来自南非自由州大学的田径总教练。24岁的范尼凯克是南非自由州大学的商科学生。

包括《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些西方媒体都在感叹,如果是一名更专业的教练,甚至是南非白人运动员(范尼凯克是一名有色人种,在南非还是受到一些歧视)所能够得到的赞助和资助,范尼凯克的成绩是不是会更加出人意料。等一下,你是说一名大学田径教练训练出一名奥运金牌运动员吗?

席越:我们有些体坛巨星现在越来越矫情

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

让人吃惊是吗?对这就是举国体制和西方的个人兴趣参加体育的不同。

以这个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的例子,你几乎可以分析出他的运动路径。青少年期,他可能因为在某个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俱乐部的训练中,被一个半专业的教练发现,游说了他的父母。这里很有可能是他自己的母亲(新闻中说他的母亲也是一名出色的跑步运动员),然后参加了一个青少年组的国际比赛,被一所大学的教练发现,然后大学用奖学金招募过去,成为其学生。大学奖学金,可能是大部分西方青少年运动员的最好出路。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拿到申请大学奖学金的资格,他们能得到的经济支持的机会就会更少,甚至要为生活费,训练费用,包括参加比赛的路费而发愁。

这不是骇人听闻。

2014年冬奥会,牙买加双人雪橇队——这支曾经征战过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得到过2000年世锦赛金牌的来自热带国度的雪橇队,今年也获得了冬奥资格。但是他们前往索契参加比赛的资金严重不足,连机票费用都没有,牙买加奥委会也拒绝向他们提供任何资金帮助。他们只好在网上寻求帮助,并于短短的时间就众筹到8万美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牙买加雪橇队”的存在,已经代表了一种传奇,迪斯尼以他们的故事为原型拍过一部卡通电影。大部分试图在网上筹款的运动员,都没有他们这样幸运。

几乎每届奥运会,都会一些运动员为参赛筹款的新闻。上一届冬奥,欧洲女子冰壶联盟为了筹集资金,把女冰壶运动员的裸体月历带到温哥华比赛场地周边贩卖,月历里有7位现役征战2010年冬奥会的国家级选手。媒体把这个月历列为冬奥会的丑闻之一,殊不知,在欧洲像冰壶这样的冷门项目,运动员得到的津贴十分少,她们要边训练边做一些兼职。因此,每次出征重大比赛,都需要自谋部分资金,裸体月历已经成为欧洲女子冰壶联盟的一个固定的筹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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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女子冰壶队员月历照

在非“举国体制”的国家,作为职业运动员的生涯是一条基本只能靠自己的漫漫长路。需要从小培养训练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支付培养孩子的费用。少年运动员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得有分量的成绩之前,包括训练场地、教练、训练设备和参加比赛的报名费和路费等都要靠家庭支持。

以加拿大运动员为例,在雅典奥运上取得第一块体操金牌的加拿大运动员Kyle Shewfelt,他的父亲是CIBC银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一个中层经理。Kyle从少年时开始的体操训练中,所有费用都是父母支持,各种训练也都是父母接送,比赛也是由父母陪伴,没有父母的在经济上和精力上的倾力支持,就不会有他的这块奥运金牌。还有曾得到世界青少年组冰壶冠军队的Bob Ursel和他的弟弟Michael Ursel都是由他们的父亲老Ursel(曾经也是一个冰壶运动员)亲自作为教练培养,并陪他们参加各种比赛。直到他们开始参加世界级比赛,才拿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而这些补助也绝不够他们的各种训练和比赛费用。

在加拿大,那些决心让孩子追随体育梦的父母,往往会选择些小城镇居住,因为这些地方的初级训练开销相对便宜,和教练也更容易沟通。一旦孩子进入参加比赛的阶段,他们又会搬到大城市,并给孩子请一个更有经验的教练。比如我认识一位运动员Margaret,她最好成绩是参加了加拿大少年组比赛,并取得世界级比赛的资格。她少年时在只有5万人口的BC小镇Princeton开始训练,参加了国家级别的比赛后,为了她更好的训练,父母又陪她搬到温哥华。这种决心可以和我们中国的“孟母三迁”相比了。

当青少年运动员具有了参加全国甚至世界比赛的实力,并开始参加各种比赛,这个时候只有父母的资金支持恐怕就不够了,同时,一部分长大成人的运动员,不愿意再依靠父母,就开始寻求政府的补助,并开始边工作边训练。

比如冬奥会俯式雪橇金牌得主Jon Montgomery,在取得金牌之前,他一边训练一边在汽车拍卖行做销售员。国家女子冰壶队的Jacquie Armstrong,至今还是一名全职软件工程师,她的工作之外的训练时间是按每天零散的小时来计算,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加拿大自由式摔跤冠军,曾在国际上取得第8名成绩的Travis Cross是一名全职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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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俯式雪橇金牌得主Jon Montgomery

加拿大虽然有Sport Canada(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给与运动员一定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并无法支付运动员们想在国际上出成绩的梦想。比如canadianathletesnow.ca这样的政府机构,通过申请和审批过程,一般能够得到资助的运动员(还有很多得不到资助)一年的资金为1.2万加元(约合7.2万元人民币),平均到一个月1000加币的费用连运动员的生活费都不够。

也有一些商业机构和个人为加拿大运动员赞助,前面提到的Kyle Shewfelt父亲任职的银行就一直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赞助(他们当年也赞助过Kyle)。2013年,CIBC请Kyle Shewfelt作为运动赞助项目的指导老师,并投资200万加币资助67名运动员,平均下来也就是每人一年3万加币的赞助。但这些赞助可能都集中在了那些能够在热门项目中拿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运动员身上,因为这些运动员能够为商业机构带来宣传效应和连锁的商业回报。2013年在广州举办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代表加拿大的队伍有三名选手——米歇尔·李、艾德里安·刘、德里克·吴,他们除了都是移民的第二代华裔青年之外,还全部自费参加比赛。没有领队,也没有教练,更没有加拿大羽毛球协会的资助。世锦赛可是世界级的比赛,但这时候连商业赞助也都缺席了,因为羽毛球在加拿大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运动。

这三个年轻人除了热爱羽毛球外,分别是学生、电工和经营运动绷带的商人。

一些地方也会为本地运动员自发筹备资金。上次我旅行经过一个BC省的小镇,一家餐馆正在为自己镇上的少年冰球运动员进行募捐。餐馆的黑板上贴着孩子们的照片,用餐的纸质桌垫上印着几个小队员的照片和简单介绍。在这种父老乡亲的支持下,不管资金是否真的可以支付孩子们训练的费用,对追求梦想的孩子们绝对有赞许和精神上的鼓励。

年少进行体育训练、甚至是半工半训练的艰辛历程,让这些加拿大运动员们也早就为追寻梦想之后的生活做好了现实的打算。Kyle Shewfelt在他拿到雅典奥运会体操金牌之前,准备退役后到加拿大最有名的太阳马戏团去表演杂技。而青少年组冰壶世界冠军Ursel兄弟,哥哥Bob成立了一个冰壶俱乐部,在一个小城市里为孩子们做冰壶教练;弟弟Michael则拿到了特许会计师和专业工程师证书。他们中没有拿到国际级奖牌的Margaret离开泳池之后一直在一家超级市场做收银员,这并没有妨碍她继续培养儿子成为运动员。

让我们看一下“举国体制”在互动百科上的定义:“举国体制”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比较所看到的加拿大运动员的经历之后,我不得不说,举国体制能给一些家庭条件不够好但是有潜力的孩子在其他非“举国体制”国家得不到的机会。这些机会,带来的巨大成功可能会让那些得到培养的孩子们忘记了——这条体育道路的是如何开始,谁又是扶她“上战马”的那个人。这样的体制有各种弊病,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支持一些孩子的体育梦想。

刘翔和姚明这样的中国运动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的运动员的出身结构在发生变化,不再是举国体制初期的那些苦练体育的孩子都来自于一些家庭经济基础更为薄弱的家庭。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也开始认为专业运动员也是不错的职业选择,一旦成为体育明星也会享有极高的成就和物质上的回报。

席越:我们有些体坛巨星现在越来越矫情

刘翔和姚明

但是“举国体制”全民资源的支持,和成为明星之后的商业利益却成为中国体育界的新矛盾,简直可以和“兴奋剂”这样的丑闻相比较。体育运动员一边享受着体制支持,一边急于商业变现。让运动员更有钱其实是为体育这个产业创造更高的价值,但是同非举国体制的国家的运动员相比,他们的体育精神似乎更纯粹。

和那些为了实现孩子的体育梦想、用尽举家财力的外国家庭,那些可能只享受大学奖学金、用大学的田径教练就跑出世界成绩的运动员相比。我们的一些明星运动员,其实是越来越矫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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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ywchri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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